记忆中的伯父曹聚仁
1956年7月的一个傍晚，一辆浅绿色的小轿车在我家院子门口停住，车门一开，下来一个长得挺文气的胖伯伯，夹着大大的皮包，急不可待地跨上台阶，大步流星地进来了。只见客人急忙上前，一把扶住我奶奶喊：“妈妈！”奶奶愣住了，张开没牙的嘴站在那儿，眯着老眼涌出了泪花，隔了一会儿，才颤着声应着：“挺岫！（我伯父的小名）归来了？”客人点点头，眼圈也红了……我这才明白，原来他――就是我没有见过面的伯父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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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第一次回大陆。听说，在海外新闻从业人员中，他是第一个回到新中国采访的记者。很小的时候，就听爸爸说过，伯父是大学教授和新闻记者，还是个作家。
我和伯父很快熟悉起来。我发觉，伯父是个很普通的人，聪敏而又冷静、温和而随便，尤其是对小孩子，他从不约束我们，但也不溺爱我们，对我们的争吵，他既不横加干涉、也不指责。只是静静地观察、津津有味地旁听。甚至对我们的淘气和恶作剧，他也从不见怪，往往是很理解地付之一笑。在北京的侄子、侄女、侄孙少说也有十几个，他都一视同仁，而我们几乎个个都喜欢和他在一起。真的，和他在一起无拘无束，比和爸妈在一起还自在！他带着我们去游玩、访友、看戏、吃小菜馆，像对平辈一样和我们谈话，当我们玩得兴高采烈、大叫大嚷时，他却能坐在一边，旁若无人地写文章。很奇怪，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在北海的五龙亭上、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在香山的“鬼见愁”上、在友人的家中、在冷饮店里、在“仿膳”的饭桌上、在火车和汽车里……我常常看见，他，就那么咬一会笔杆，写一阵子，喝一口浓茶，又写一阵子。
有一次，我和五姐景漩跟伯父到北海公园“仿膳”吃饭，伯父点好了饭菜，就打开皮包拿出纸笔写了起来。那天等了好久饭菜都没上来，我和姐姐肚子饿得咕咕叫，但伯父仍在忘乎所以地写作，我们的叫饿声和埋怨声他一概听不见。于是姐姐把店里的意见本摘下来递给我，叫我提意见。恰巧这时伯父写完了文章，一看这情形，便笑着接过意见本写上几句：“我要为一个小姑娘叫屈，她玩得太累，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可是等了一个半钟头，香香的饭菜还没来，他的伯父又忙着做自己的事，把她给忘记了，这样一来岂不叫她太受委屈了。”……54年过去了，这段插曲至今牢记在我的脑中。
1956年至1959年他先后回国赴京九次，每次回到北京，他都在新侨饭店定下两套房间，接我们这些侄子侄女去同住。伯父不仅是我可敬可亲的长辈，而且是能与我们“和平共处”的大朋友。
当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对爸爸说：“我在香港住了六年，回到祖国，就觉得旷达、开展，这儿是生存圈很大的世界，真所谓鸟飞鱼跃，各自舒展各自的才能。”还说：“这儿的朋友多亲人也多，孩子们也特别可爱。”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是个孤单的人，像孩子一样需要亲人，需要温暖。在他心灵深处，似乎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