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人们都要面您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在新冠肺炎刚开始爆发的时候，人们将其定义为“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Blackswanevent)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一般来说，“黑天鹅”事件是指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第一，它具有意外性；第二，它产生重大影响；第三，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1、什么是灰犀牛事件？米歇尔·渥克所著《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讲述的是另一类事件：大概率发生的重大事件。灰犀牛事件是我们本来应该看到但却没看到的危险，又或者是我们有意忽视了的危险。灰犀牛事件是这样一些事件：其发出的信号不是太模糊，而是其接受者决心忽略这些信号；我们的体制纵容我们的不作为态度，而且当作一种正常现象来认可和接受。总是有这样的人，非常固执，无视显而易见的风险。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区别是：很大一部分人相信灰犀牛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并且也愿意这样说。一旦有足够多的受人尊敬的人预言了这一事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是否会有足够多的人相信，并且去改变事件的进程。灰犀牛事件是概率高、影响大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知的事件。Covid-19所引发的疫情，不是黑天鹅事件，而是灰犀牛事件。21世纪以来的这20年，已经发生了多起病毒疫情，SARS对我们的冲击最大，而禽流感、猪流感和埃博拉病毒都未能对中国产生全面的影响，因为未能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在《灰犀牛》这本书中，列举了人们为什么会无视这样的事件。神经学家塔里·夏洛特（TaliSharot）认为人类的大脑结构让我们总是用乐观的眼光看待问题。我们总是高估积极事件的可能性，而低估无视消极事件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不断地展示出“乐观的偏见”——一个由心理学家尼尔·韦恩斯坦（NeilWeinstein）创立的名词。“数据表明，大多数人高估了自己在专业领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期望自己的孩子天赋异禀；错误估算了自己的寿命（有时多算了20年甚至更长），期望自己比多数人健康，比同龄人更成功富足；过度低估各种消极事情的可能性，例如离婚、癌症、失业等；总体上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自信，认为未来生活比自己父母们那一代要好很多。我们在发布必要的危险信号、拉响警报方面已经越来越熟练了，但是还有更复杂的工作要做，即提高我们听到警报声的能力。伊恩·米特洛夫描述了一项导致我们走向固执愚昧的自我保护机制：拒绝（低估可能的损失）、理想化（认为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自我膨胀（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阻止危机发生）、推卸责任（把灾难的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自以为是（降低可能性）、盲目（想象损失会很有限）。认识到这些组织机构在面对不利信息时运用的自我保护机制后，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用它来检验自己的反应，同时更加有效地防范“任性拒绝否认”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如果明显的危险信号没有被注意到，那么原因就可能是这两点：危险信号的预警机制出了问题，或是我们的信号接收能力和反应能力出了问题。灰犀牛事件之所以会发生，不是因为预警的信息不够，而是我们对预警的信息视而不见。这来源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集体思维。狭隘的群体有种强烈的倾向，对其期待视域之外的任何危机信号都视而不见。心理学家欧文·詹姆斯（IrvingJames）在研究人们面对危机时为何能集体做出错误决定和行为时，创造了这个词汇——集体思维。集体思维会让我们无法看到传统思维之外的东西。传统思维是人类非理性行为实践的结果，会让我们无视眼前的事物。与集体思维紧密相关的是实证倾向性，它会让人们不太可能去考虑和接受其他可能性，即与传统思维相悖的可能性。我们周围有越多的人相信同一件事情，我们与他们保持步调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大，无论他们的想法是对还是错。第二，源头效应，它会扭曲我们对信息的接受态度和应对方式，即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取决于这些信息的来源。我们倾向于更重视专家的意见。第三，逆反效应。进一步加强了集体思维、源头倾向和实证倾向。听到与自己想法相左的观点时，我们会坚定自己的立场，更加牢固地坚持自己的固有想法。在泽尔士梦中出现的那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他的自我认知——是这种逆反思维的代表。第四，易得倾向。这是一种思维捷径，即我们在处理最先跃入头脑中的事例时，那些能让我们觉得自己无限强大的事例会左右我们决定的倾向。波斯人在公元年击溃了埃及的叛乱，与此相比大流士被希腊人击败的事就显得久远了。所有这些认知上的倾向性，合而为一，把我们同预言的关系和应对潜在危机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了。但是，我们有学习能力，而且我们在处理同预言的关系时做得越好，我们正确预防危机的概率就越大。上述这些效应，是不是在这一个多月的应对疫情过程中，多多少少等有所领会。CDC最初对新冠病毒的定性形成了群体效应，后续即便有新的信息，也很难改变这个最初的定性。而且，CDC具有足够的权威性，这样的源头效应也固化了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逆反效应会不会发生在CDC高层专家的身上？2、吹哨人的困境在《灰犀牛》这本书中，解释了作为吹哨人的困境。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个叫作卡桑德拉罪行的东西，即唤醒人们的危机意识，阻止危机的最终发生，结果就是引火烧身。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得到了你发出的信息，听从了你的劝告，改变了自己的行为，那么你所预言的事情就不会真的发生了。你将会“被戴上枷锁，游街示众”，接受大众的批评，因为你的预言失败了。王烁在其《得到》课程“30天认知训练营·”中写道：许多人相信资讯通畅透明，则事实水落石出，不尽然。资讯通畅透明是好事，对事情有帮助，大多数社会的资讯有待进一步通畅有待更透明。但我们可以想象，即使在资讯透明的社会里，事实照样可以宛若不存在。对这一层事实的看法，构成下一层事实本身。就像夫妻为了什么吵架的起因渐渐地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夫妻在吵架这件事本身一样。他们如此这般看问题这件事，本身成为更坚硬的事实。人是社会化动物，制造社会化事实。社会共同体要挽救事实，惟一的救赎在共识，而共识的前提在于相信：相信你我并非不共戴天的死敌，相信还有比坚持各自的事实版本更重要的事情，相信未来还有希望，所以没有必要在这里就耗尽彼此的能量。如果我们有幸在共识的护佑下，那么你有一事实，我有一事实，彼此存异不求同，也不赶尽杀绝，最终才能产生交集。这交集落在何处并不固定，永远在迁徙之中。那些极少数天才的思想家、*治家找到它在那个时代的落脚处，提炼出这个社会合成的事实，并以它为支点，撬动社会。在最初对新冠病毒性质的认定上，其实就是先期共识（非人传人，不用全社会全面动员和小心应对）如何被打破的过程。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故事，所有的人眼睛都看见了皇帝没有穿衣服，但社会共识是——皇帝穿上了美丽的新装。思维正常的成年人在理性思维的驱动下谁也不敢说破，只有小孩才在懵懂的情况下表达了真实的看法。李文亮就是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其最开始获得的一定是大人的禁言。3、灰犀牛事件的解决方案王烁在其“得到”课程“30天认知训练营·”中提到了人类所面临的四类风险，其中三阶风险就是那些我们对其知道得更少，只知道其存在，但一不知道其平均值，二不知道其个体数据偏离均值程度，因此无法形成预期的风险，术语一般称之为不确定性（uncertainty），之所以我称之为三阶风险。新冠病毒就是这样的三阶风险。其跟过往的病毒有相似性，但是在传染率、致死率、潜伏期等方面都有所差异，这会导致应对方案的巨大不同。面对这样的风险，可以用贝叶斯推理工具来辅助决策。贝叶斯推算就是我们根据新的信息、证据、数据来更新看法、判断、信念。贝叶斯推理，就是我们根据新的信息来更新我们已有的认识。在实际操作中，不需要复杂的概率计算，在现实的决策中，用一个简化的算法就可以实现。无论面对什么问题，关于未来会怎么样，你设定三种可能情形：上、中、下，分别对应着变好，不变，变坏。如果你已有个初步判断，就相应配给上中下相应的基数；如果你是一张白纸一无所知，还没有任何判断可言，就给他们相同的基数。接下来事情本身的走向会带来新信息，有可能倾向于或者上或者中或者下这三种情形，是什么情形你就在对应的基数加分，加多少看新信息的力度大小而定。我的模板是这样的：上中下各配基数33.33（用除以3，平均分配），每次加分的取值范围是从1到5，最强5分，最弱1分（如果认为信息强，就赋值5，信息弱，就赋值1）。这样，无论什么事，打上一段时间的分，你就对它是很有数了，绝对比每次临时拍脑袋更要靠谱。你就有了随身携带的贝叶斯大脑。要实现上述推理过程，有两大要求：第一是要厘清你已有的判断，第二是诚实对待新的证据，两者缺一不可。前者是判断的出发点，后者是更新判断的依据。厘清已有判断，关键是不要思维固化。诚实对待新的证据，关键是要找到可信的证据。其实，这两点，做到哪一点都不容易。同理可推，如果能集纳一群看法相对靠谱的人，就任何判断持续下注，那这个群可以用来给出对任何事情的预测。再进一步，人与人的靠谱程度不同，判断的靠谱程度亦不同，根据各自表现，动态调整其权重，靠谱的人权重逐渐增加，不靠谱的人权重逐渐下降，加权平均形成新的判断，准确度会更高。最终你将获得两样东西：一个是相当有效的判断系统，一个是相当有效的对判断者的评价系统。两者互相反馈，继续提升精度。要真正做到上述推理过程，首先需要参与其中的人具有空杯心态，所有先验的认识不会对接纳新信息造成影响。其次，对新信息要有分辨能力，这需要有科学的头脑，对发生事件的本身规律有所了解，还要懂一些社会心理学以及信息传播学。米歇尔·渥克著，王丽云译，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03-01谢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