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去哪个医院看白癜风比较好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bdf/中国国家的起源，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元素一路传留，传到春秋战国时期，写入了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的众多的古籍当中。“邑”这个字。在春秋战国的文献当中，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字是“国”，就是今天我们讲国家的“国”。这个字也是长期被误解的，因为我们太习惯“国”就是国家，是主要的政治单位的名称，比如说晋国、楚国、燕国的“国”，因而我们就忽略了这个字的原意。经过考古资料的提示跟指引，我们现在明白了，“国”最早是用来区分城里的人跟城外的人而产生的。
“国”——城墙内外的分别
到了孟子的时代，都还有《梁惠王篇》里面说“国人皆曰可杀”这种用法，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我们很自然地就觉得：全中国的人都说应该要杀某某。然而这种想当然的翻法却错失了当时的原意。今天我们所说的国人和那个时候的“国人”大有差别。在孟子的说法里，国人仍然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普遍的称呼。“国”这个字是从城内城外的分野的本意开始的，慢慢扩大它的意义。
“国”指的就是方国，是一个以城作为核心的地方，譬如宋是从被称为“宋”的这座城作为中心，而宋这座城是商移民被移过来而定居设立的城。先由城开始，然后从城的内外范围而有了国。属于宋城的人，是宋的“国人”，有别于在外面的当时称之为叫“野人”，才衍生出由宋的“国人”所构成的“宋国”。宋国扩张了，“国”的指涉意义进而超越了城，才比较接近我们今天理解的国家疆域的意思。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因为秦是从封建制度的“国”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它统辖的范围扩大到原有的周天下，于是“国”又取得了更大的意义。和朝、朝代的指涉越来越接近，乃至于重叠。
厘清“国”这个字后来的扩张变化，还原它原本和城市、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本意，重新用城市生活的角度来整理古文献里面的“国”，我们可以读出很多不一样、很有趣的讯息。我们会发现城市生活在古代中国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城是资源的集中地，或许夏人就是因为懂得如何筑城，进而在筑城的过程当中集中了周围的资源，再把夯土技术运用在建造宫殿上。那干嘛建造宫殿？宫殿又有什么好处呢？宫殿就突出了别人所无法完成的独特性，权力越大，城盖得越高，宫殿也盖得越大，于是就吸引了越多人靠拢过来，寻求保护，如此产生的集中效果就越大，逐渐造就了这个地区的共主，他们就拥有了不被别人攻打的优势条件。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过程当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夯土时期。夯土时期和夯土的变化，是我们追溯夏朝的重要线索。依照考古资料的提示，夏之所以成为最早的共主，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因为夏人，最早在夯土筑城和筑宫室的技术上面获得了巨大的突破。
有能力盖城墙跟宫室，当然就有很大的本事去掠夺别人，也有优势的条件把掠夺来的人力，利用种种威吓让他们臣服。依照这个看法，夏、商关系最可能产生的冲突就是来自于夏朝后期，因为某一些未能够明确知道的因素——有可能来自于商本身文明传承的发明和突破，当然也有可能来自于偷取了夏人的技术——商人他们的筑城技术大幅地成长。
商人筑城技术的成长反映在早商的历史上，商人曾经多次迁都，也就是一次又一次换筑新的城池。商人取得了夏人原来奠定国家基础最重要的法宝，所以他们就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对抗夏人。不过一时之间商人还没有办法打败夏人，而商人真正超越夏人的势力，要等到下一个阶段，商人掌握了一项夏人不曾有过的文明超越——那是一套精细而复杂的宗教信仰，以及一套如何展示其宗教信仰、凸显信仰威力的方法。
如何从玉器得知社会分化？
让我们回到前面提过的一项重要事实，那就是中国国家的出现并不是伴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突破。考古资料清楚显示：从西元前六千年一路下来，中国地区的石器生产工具并没有突破性的变化，工具没有突破，意味着随后两三千年当中，个人的生产能力不可能快速地增长。那几千年里，人的体力一样，身体组织完全一样，所面对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一样，连使用的工具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个人生产力要从何提升呢？也就是说总体的生产力只会随着自然人口成长而增加罢了。
但奇怪的是，公元前两千年的时候，这块土地上的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和公元前四千年的情况天差地别。这段期间出现了城，出现了宫殿，出现了青铜器，出现了甲骨、文字等等。我们要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总生产量没有巨大的改变，为什么在公元前四千年时创造不出文明？到了西元前两千年就可以创造出那么辉煌的文明？
看来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在这两千年当中，这块地区出现激烈的社会组织变动。社会组织的变动，让过去相对平等的人——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在原始公社制度底下生活的人——开始有了层级分化。在层级分化的过程当中，分出了“有”和“没有”的人。“没有”的人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他的生产所得透过某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强制力，被集中到少数富有的人身上。“没有”的人越来越穷，但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有”的人越来越富，而人数越来越少，资源集中让富有的少数人得以挥霍，才创造出我们所看到的文明。
在原来平等的公社组织当中，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着“均贫”的生活，但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改变呢？为什么多数人到后来会坐视少数人变得富有，并且维持富有呢？让社会所有权的分配区别开来，因而创造出文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解答这一连串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去探问研究古代的玉器和青铜器。前面提过，商朝的文化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大汶口下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另外一个是湖熟文化。湖熟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前面看到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陪藏品，绝大部分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它们的工具意义，有箭镞、石斧，当然更多的是陶器。以良渚为代表的湖熟文化（的）墓葬当中也有陪葬品，而且数量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玉器，像是玉璧、玉琽、玉琮等等几个典型的玉器的型制。
这些东西的意义何在？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看不出它们有任何的用途，它们没有实用的功能，也不可能被拿来当作工具。相较之下，马家窑墓葬里面发现那么多的同型陶罐，我们判断那或许是中国最早专门为了陪葬而造的“明器”，而不是要在现实生活当中所使用的。不过那些毕竟还是陶罐，我们一眼可以明白它的原因——在这个社会当中陶罐是有用的，所以一个富有的人，他死后要带走很多有用的东西到另一个世界去。可是我们完全说不出良渚的玉器要怎么用，这种玉器就进入到另一个领域，一个由象征意义，而不是现实功能所构成的领域。
良渚出土的玉琮值得特别注意。从它的形状就知道，这绝对是经过精心雕刻的，不会有任何天然的石头长那个样子。而且良渚遗址当中出土的许多具备同样型制的物件，它的形式都是内圆外方，更证明了这个形状绝非偶然，恐怕已经有非常严格的雕刻的规范，也就必然有它形状上的道理。
良渚人当然他们没有留下关于道理跟想法的记载，然而良渚玉琮的形状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天圆地方”这种中国传统的说法：苍穹——也就是天空是圆的，地表是平的、是方的，会不会玉琮就是天地具体而为的象征？为什么纯粹非功能性的象征物件会成为那个文化当中富有的人他们墓葬里最主要的东西呢？在玉琮等等这些玉器上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图案：像是一张戴着眼镜的脸，上面又压了另一张比较小的脸。显然当时的人对于这个图案也必然有其解释，这个图案在这个文明里一定有它的象征，也有它象征所发挥的力量，不然不会出现这么清楚的复制，因为有好多个，而且都一样。
今天如果有人想我要画一个图形，就算那个图形是模仿自然而来的，每一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必须要是社会上已经建立了一种集体的习惯，认定这样的图形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大家才会去复制同样的图形。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文明当中的明确的符号，只是我们无从解读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青铜器铸造能够带来什么启发？
假如商朝是由大汶口文化和湖熟文化的互动所产生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试着从商人文化当中发掘出来的东西，来推测良渚玉器可能的意义。以安阳挖掘出来的玉器进行比对，在玉器的雕琢上，商人和山东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和良渚文化来得密切。
安阳挖掘出土的软玉雕琢物件，带有半具象的形体，和良渚玉器一样，也都是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它就不再是器具，比较像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艺术品。但有一点很特别，如果这些非实用的造型是模仿自然而来的话，照理讲，它表面就不应该会有纹饰，而应该会把重点放在造型上。然而安阳出土的玉石之器，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表面是光滑的，每一个都带有纹饰，就连一眼看上去是一个鸟的造型的玉器，它的身上都密密麻麻，布满了纹饰。
殷墟的物件造型清楚地显示，当时的人他们观察大自然，再把它重现出来，过程之中已经有他们的一套美学的标准。商朝的青铜器里有犀尊、鸟尊，顾名思义，就是做成犀牛和鸟的形状，但是鸟尊、犀尊都带有非写实的风格化的线条，而且表面也都布满了纹饰。
那些动物造型上的纹饰和一般青铜器皿上的纹饰非常的接近。从这样的物件最容易看出两个传统或者是两种不一样的工艺文化，在商朝融合在一起了。一个是来自于类似良渚、河姆渡那个方向的石器雕琢，他们有一些对于动物有特别的观察和描绘。然而这一部分的传统到了商朝，和另外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互相影响，使得原来朝具象发展的石器文化和琢磨的工艺呈现在全新的器皿上。
商朝的青铜器型制非常多，有鼎、有鬲、有甗、有簋、有釜、有爵、有角、有斝等等，让人看得眼花缭乱。青铜的起源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由制陶技术产生了火窑，到了二里头文化，出现了白陶这种特殊的陶器。按照烧制的温度来排列的话，黑陶比彩陶所需要的温度来得高，白陶所需要的温度又比黑陶更高，大概要到一千到一千两百度的窑温，才能够烧得出白陶来。
所以有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了白陶，也就意味着该地的火窑技术已经能够产生超过℃的高温，能够在火窑里烧到一千度、一千两百度，泥土里所含藏的金属矿物质也就会被熔出来。
我们可以合理地想象，这个区域里面的人，一旦他们发明了如此高温的火窑技术，必然会在烧陶的过程当中看到各式各样非常新鲜的金属的现象，然后可能再花几百年的不断试验，逐渐试出一种远比陶器更稳定、更坚硬的材质。
商文化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很突出，发现青铜之后，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取代了陶器，青铜的用途，除了少数用于制造兵器之外，绝大部分是用于将原来的陶器改变成为青铜的材质。
从这项事实我们可能得到的推论是：正因为青铜等这些金属的材质都是在烧陶过程当中发现的，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拥有这么多知识跟因果逻辑思考的能力——他们就很自然倾向于认为这些新的材料比陶器更坚硬，更适合拿来取代陶器。因为在制成中产生的亲近性跟联想，于是就使得青铜自然取代了陶器，用来制造很多承袭陶器功能的器皿。
